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废待兴，新中国政府在开始振兴和大规模发展的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改变旧中国国民体弱、疾病流行的状况，建立新中国卫生事业体系也成为新中国政府的重要国家战略。规划医疗卫生事业蓝图、创建全民初级卫生网络、培训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人员、大力普及健康卫生科学知识、集中力量扑灭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性病及烈性传染病，成为是新中国政府在卫生战线上的首场战役。此时的西北大学医学院（西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以其雄厚的专家资源和技术力量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领军团队和主力军，并作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西北唯一的一个医学院的作用,并给予了有力支持，1949年8月20日，在解放西安才三个月之时，以贺龙为主任的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将西五路146号右任中学校址70亩地和80间房屋拨付医学院，以解决校址狭窄问题。1950年4月28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教育部来电签署命令：令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分立建制，改为国立西北医学院。1951年拨款为附设医院建内科、外科、新门诊57大间以及配拨X光机、离心机、万能手术台、显微镜和各式病床等设备。1955年政府又在南郊拨地1000亩，建设医学院新址和新的附属医院，使医学院从规模开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为适应国家的建设新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专业人才需求，医学院首先扩大了招生名额，如1940年至1949年十年间西北医学院仅毕业医学生347名。解放后招生人数逐年递增，1950年至1970年间已毕业医学本科生4948人，专科生271人,尤其到60年代每年毕业达300至400多人。到1998年毕业的医学各专业本科生共达18546名。而1997年至2007年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即达3321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西北地区主要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和卫生管理干部很多都是由西北医学院（西安医学院）毕业分配去的。在陕西，基本上各市县级医院的骨干技术人员和带头人主要都是西北医学院（西安医学院）培养出的，包括卫生专业管理干部。可以这么认为，从五十年代起，新中国在陕西乃至西北的现代医疗体系主要是在西北医学院（西安医学院）所培养的人才资源基础上建立起的。

50年代初，为适应国民经济和新的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国家迫切需要大量各级医学卫生人员，卫生部和西北卫生局委托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开办了许多中级学校和中高级进修科，快速培养各类专业人员，而且经费多为自筹，教员全部兼职，教材也是自编。如1950年开办高级护士学校、1951年开办中级药科学校及外科专修科、皮花科专修科（面向全国，后改为高级医师专修班，直至八十年代）、内科专修科、公共卫生医师训练班，1952年再开办工矿卫生医师班、牙科医师训练班、护士助理员训练班（包括儿童护士助理员）,1956年还受雁塔区人民委员会委托举办业余医学专科训练班，为农业社培训保健人员70多名，1960年举办卫生部儿童结核医师进修班等等，解放之初并对参加革命工作一定年限、有一定文化基础和从事卫生工作的干部，予以专科教育，培养为比较称职的专科医生和卫生管理干部，充实各级各级管理干部队伍。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培养的大批初中级卫生人才，满足了国家大规模、快速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中、初级医疗卫生防疫网络的迫切需要，成为国家、西北地区培养进修医师的主要基地，培养的高级人才遍及全国。

解放之初，中华医学会在陕西，仅有一个西安分会，还没有各学科的分会，从五十年代初，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分会、西安市分会的各学科专业委员会逐步开始建立和健全，其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也主要由医学院的教授专家担任，如儿科学会创建者隋式棠教授、眼科学会创建者刘新民和陈庆魁、耳鼻喉科的张迺华、皮肤病学会的刘蔚同和刘辅仁等，这些学科专业委员会在交流、提高、培养陕西本学科学术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发展壮大陕西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事业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9年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非常落后，民众卫生意识差，多种疾病流行，尤其大西北地区民众百姓健康状况更是普遍低下，据黎锦熙(1889～1978)民国33年(1944)纂修的同官（即铜川）、洛川、黄陵及宜川等县志记载：宜川县人均寿命仅24.8岁，铜川县为40岁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积极配合政府，派出了各类医疗队和防治队进行大规模的流行病传染病的普查、治疗和宣传工作。如1951年受西安市卫生委员会指示，组织了53名学生组成西安市卫生工作防疫队，深入86个村、10个居民点进行卫生宣传和防疫注射，注射疫苗20785人次。1953年，西北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除由专家和医务人员指导和参与在陕西和西安的扑灭性病大规模运动外，还组织由刘辅仁、刘树德、邓云山等专家或派医疗队，或带领皮肤花柳专修班实习学生成立民族防疫队，去青海、宁夏、内蒙开展性病防治工作，为我国在五十年代基本消灭性病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受到国家的表扬，邓云山作为代表还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3年7月至1954年7月，眼科教研组在附属医院院长刘新民的带领下，先后组织了8个眼病防治队，到咸阳、渭南、宝鸡、汉中、安康、铜川、蓝田等地区进行眼病防治工作达45次，共检查治疗了11481名，19982人次，眼病患者，给工人、中小学生检查沙眼6164人，同时进行群众性卫生宣传工作。1955年，皮肤性病学教研组带领实习学生实习的同时，协助汉中地区专员公署开办皮肤性病防治专修班，协助检查治疗麻风病人，治愈十多名患者出院，之后数十年长期在汉中研究麻风病的防治研究，扭转了麻风病是不治之症、传染性大的错误认识，支持麻风病病愈患者回归社会，促进了我国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其研究者邓云山等获马海德奖。

为大力防治地方病，1956年，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确定将陕西的主要地方病，即柳拐子病、吐黄水病、甲状腺病、侏儒症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医学院成立大骨节病研究室、克山病研究室等科研机构，并调附属医院院长谢景奎教授挂帅，并派出大批科研人员到克山病疫区开展了长达十余年的科研和治疗。1960年派出王世臣、中医专家米伯让参加的医疗抢救队在黄龙县上畛子农场抢救了117名急重型克山病患者。1965年医学院组织了克山病防治调查队，475名师生参加，历时两个月，调研了陕西省黄陵、黄龙、洛川、淳华、永寿、彬县、长武、商县、洛南等10县的43个大队、1307个生产队89218人进行了抽样调查，写出调查材料1901份，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和制定克山病综合性预防措施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专家们多年含辛茹苦的钻研，终于在对克山病的多项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口服亚硒酸钠预防克山病效果及硒与克山病关系的研究、大剂量维生素C注射液治疗急重症克山病的临床疗效及其原理探讨、大骨节病的病理形态学研究、大骨节病X线学研究获1978年国家科技大会奖，尤其王世臣教授在1960年发明的大剂量VC抢救急性重症克山病心源性休克疗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在全国得以推广，使克山病病死率由原来的86％下降为5％。在1964年的全国地方病大会上，这一疗法被誉为 “克山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1984年被《健康报》列为我国建国35周年二十项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之一，获国际克劳茨·斯瓦茨奖。首次提出的“克山病水土病因学说” 为硒预防克山病发病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克山病在西北地区基本消亡，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已不构成重大威胁。

1949年后，在国家的计划和统一部署下，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作为公立医疗机构,对西北、主要是陕西的基层医疗的支持和支援几十年一直持续没有间断，医务人员和专家下工厂、去农村、进山区搞调研、防疫病，如对漆性皮炎的防治，对纺织厂女工妇女病的普查等等，付出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艰辛的努力，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六十年开始贯彻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后，曾搞过大规模的下乡、下放活动，附属医院抽调了三分之一以上人员下乡搞巡回医疗，工作方法是游村串巷，送医上门，看病看到哪儿，医疗队即吃住到哪里。1958年曾搞过将医务人员分批下放到汉中等地，参加农业劳动与医疗相结合，之后整个六十年代，连个附属医院和医学院有近半专业人员下到工矿企业和基层农村巡回医疗或科研蹲点，仅第二附属医院1966年就派出了6个配合四清巡回医疗队轮流下乡，诊治病人达13355人次。再如原定去延长县文安驿一年的巡回医疗队，1967年10月发生武斗才完全撤回参加文化大革命，加之以上所说的由谢景奎教授带队的克山病防治研究机构及附属医院内科、中医科专家长期在疫区工作，很多医务人员因此心肌受损甚至得了心脏病。1969年文革期间，为配合国家相关政策，曾把两个附属医院将近一半教职员下放到延长、合阳、白水、西乡、丹凤、紫阳等地的基层各县乡镇医院，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知名教授和高年资的医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人是带着户口和工资关系下去的。对附属医院的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极大，许多医疗、科研工作都因此停顿和废止了。这些人员下到基层后，也发挥了不少作用，但代价太大。直到1974年后，大部分医务人员陆续调回到原单位，还一些人留在了原地，一些知名教授到了其他医院，如著名外科教授王树梓、耳鼻喉科教授李国璋、皮肤科刘树德等去了陕西省中医研究院。

回看上世纪整个五六十年代，西北医学院（1956年后改名为西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在新中国成立的初级阶段，为创建国家主导的、覆盖西北和陕西各级各层的医疗卫生体系、培养为数以百千万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人员、扑灭性病和烈性传染病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贡献殊伟。迄今在陕西省突发重大自然灾害、发生重大疫情的医疗救援和防治工作中，医学院专家仍被被委以主力军和最高权威重任。但这段历史和贡献尚为被系统总结和整理，本文以狭小目光和不完整资料聊以表述，纪念西安交大医学教育抗战迁陕、奠基西北八十年。

作者：二附院  刘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