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担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编辑和《世界经济》等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促进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城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战略思考。获得的荣誉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

1.陆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在硕士和博士期间就发表过很多优秀的文章，请问您在这期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吗？

答：我在读书期间最大的感悟就是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让别人左右自己的选择。其实，当初我周围的人对于我读博这件事是不太理解的，因为经济系毕业的人能找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所以我依然选择了读博，做我自己想做的学术研究。这是我最深的感悟，也是我最想给现在的同学们的建议，明白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坚持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义的。

2.请问您在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答：我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的人，所以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自己，但是困惑还是存在的。从我毕业以后到现在的这一段时期，也正是我们国家经济学评价体系快速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的时期。在我看来，“与国际接轨”是一把双刃剑，它使得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更加快速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多多少少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个人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十分注重发表英文文章，但对于中国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等应用实践类的研究有所匮乏，而我自身的研究兴趣是在研究中国经济相关的应用问题上，所以在这样一个趋势下，我应该做什么，怎么样能够坚持自己，不被其他人所认为的好的东西所引导，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困惑。

3.您作为《经济学（季刊）》的副主编，能否从期刊投稿的角度谈一下主编在选稿的过程中对稿件的要求和偏好？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仅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代表《经济学（季刊）》。我对稿件的要求主要有三点。第一个要求，文章研究的问题应当是重要的。一个好的杂志不会发表不重要的文章，至少我做主编审稿的时候是不会让我认为不重要的文章通过的。不重要的文章一般有两种：①内容本身确实不重要，没有意义；②内容本身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人研究过，那么它也就不再重要，也可以认为它没有边际贡献。第二个要求，做得好。做得好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衡量，①是否采用了必须的复杂技术，②如果没有复杂的技术，是否可以用简单的技术将问题研究透彻。第三个要求，写得好。前两个要求是最基本的要求，写得好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写得好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衡量：①文章的谋篇布局；②研究结果的重点突出；③行文的流畅度；④文字优美；⑤格式清楚。我认为写得好是非常重要的，在稿源充足的情况下，即使一篇文章研究的内容很重要，做得也很好，如果写得不好，我也是不会选择的。

4.您觉得现在中国经济研究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您认为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政策评估，即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产生了实际的作用，目前我们对于有利于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研究做得不够好。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必须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不能一味地套用理论，从而得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结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研究中都有提到房地产泡沫的问题，这个结论是通过房价收入比高来得到的。在通常市场经济体制下，房价收入比是判断房地产泡沫的一个指标，但是当我们把它应用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房价收入比高也有可能是因为供给短缺造成的，具体来说，就是在人口流入地收紧土地供应造成的，这种房价收入比并不一定就是泡沫。我在判断一个应用经济学的学者是否优秀的时候有两个标准：①对于中级微观和中级宏观是否掌握透彻；②对于现实情况是否了解清楚。我们作为学者，要清楚我们所学的很多理论都是来自西方，研究的是标准市场经济，中国的很多实际情况这些理论中是没有涉及到的，所以我们在运用理论的时候一定要灵活。不是说那些教科书理论没用，而是说，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度背景进行调整。

5.陆老师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研究中脱离中国现实的问题？

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谓读万卷书，不仅要专精经济学，还要更多涉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这些学科很接地气，甚至超过了经济学，可能它们的研究方法没有经济学那么规范，但是许多研究成果非常有洞见，对我们研究大有裨益。所谓行万里路，是亲身实践去感受中国经济。我喜欢旅游，我到西安来，首先四处看看，看看西安怎么发展文化，看看西安的街道如何建设。多看多想，就会积累很多信息。比如说，学界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地方债务不足为虑，对西部地区投资也不要担心，未来将会有回报。我觉得，如果这些学者去中西部看看，看看新城和工业园是怎么建设的，看看实际投资的成果，也许看法会大相径庭。我觉得新闻记者有时候很有洞见，虽然他们可能理论知识有所欠缺，但他们面向现实，很接地气。总而言之，向书本求知识，向实践求真理。

6.向书本求知识，向实践求真理，令人振聋发聩。那么陆老师有没有读物向我们推荐呢？

答：好书有很多，但让我推荐，我就很不客气推荐自己的《大国大城》了。我觉得好书读一本，胜过读十本平常的书。我们必须要明白，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界有这么多争论，就是因为没有把理论逻辑讲明白，仅仅看到一个局部逻辑。其次是对中国实际根本不熟悉。比如说，许多人讲北京需要限制人口，就一个原因，北京缺水，其实北京根本不缺水。我有一次同一个地理学家交流这个问题，得知这位学者居然没有看过《北京统计年鉴》。如果查阅年鉴大家会发现，2000-2015年间，北京人口增长了60%，北京的总用水量是下降的。大家阅读一下《大国大城》，可能对于理解中国实际有帮助。

此外，我看很多非经济学的书，谈不上推荐，因为这些都是个人爱好。比如，我最近在看一本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的文学著作《城邦暴力团》，其实我算是个文艺老青年，唱歌、写毛笔字、画画，弹钢琴，兴趣爱好比较多。我个人喜欢独处，除了必要的学术和公务社交，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研究学术之余，主要就是这些兴趣爱好陪我度过时间。

7.陆老师您怎么看待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之间的争论？

答：简而言之一句话，批评林毅夫和批评张维迎都各自有各自的理由。站在我的角度，我讲一点我的感受。中国的产业政策不是只在中央层面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有大量的产业政策，都是地方的政策。姑且不论产业政策到底应不应该需要，这都是有大量文献的。在中国，我们需要考虑，怎么保证地方的产业政策符合全局利益。比如说，就算是某个产业需要用政策扶持，但所有省或城市都在做同样的产业政策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结果？那就是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在两位学者的争论中，没有谈到地方政府的这个维度，但实际上大量的产业政策出自地方政府。

8.陆老师最近一直在进行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您去年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谈到了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研究？

答：那一篇《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可以说是我呕心沥血之作，从学术论文角度来讲，可能是我的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我在文中批评了很多流行的观点。这篇文章我构建了一个很大的框架，结合我其他文章读，大家可能收获更多。

很多学者可能疑惑，陆铭怎么既研究政治问题、又研究经济问题、还研究社会问题，甚至研究方言。但其实我研究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联系在一起，就明白了。比如方言，方言可能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最重要的非制度障碍，甚至有研究发现，影响中国国内的省际贸易。如果将方言的影响放在市场整合的视角下，就能够理解相关研究的意义了。

我为什么要着重讲空间政治经济学，因为在我们的经济学体系中，空间经济学不强调市场的摩擦，不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所以空间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都是资源配置达到空间均衡，缺乏空间无效率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则很少谈到经济增长，或者所谈的增长是“假增长”。比如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地方官员激励机制提高了经济增长，但是这仅仅是短期的和局部的，很可能短期和局部的增长越快（比如通过加大本地投资的增长），越是偏离了长期和全局的最优增长路径（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真正的增长在哪呢？城市层面是城市的规模经济（包括相应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国家层面是地区间、城乡间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就这两个来源。政治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结合，既让空间经济学中引入了无效率的概念，又把政治经济学用于经济增长的分析。这就是我所理解与建构的空间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