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隆重集会，举行建校85周年和迁校25周年校庆典礼。请允许我代表教育部，向全体师生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返回母校的校友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的前身是南洋公学，建立于1896年，1921年改名为交通大学，是我国创办最早的理工科大学之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交通大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岁月，前后培养了五千多名毕业生。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或工程师，也有不少人早年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对我国的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老交大一向以入学水平高，教学要求严，基础打得扎实而闻名中外。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曾有重要的贡献。这是举国皆知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交通大学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53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北地区成了我国工业开发的重点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基地。西北要大力建设，建设要大批人才。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交通大学大部分系科于1956年迁来西安。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的西安、上海两部分，分别独立建校。从老交大到新交大——新的西安和上海两个交大，不但是量的发展，而且是质的飞跃。新交大不仅汲取了老交大认真办学的好经验，而且树立了明确的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创造了为祖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更重要的新经验。

今天，我们不仅纪念交通大学建校85周年，而且庆祝迁校25周年。历史说明，1956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正确的。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的这次迁校的战略措施是成功的。现在，已经在祖国西北立下了牢固的根基，成为西北地区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和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交大迁校25年来，已培养学生二万九千多人，为解放前老交大53年毕业生总数的四倍，其中有六千多名毕业生，包括82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参加了西北地区的建设。学校通过参加科学研究，同工厂建立经常联系，举办技术人员进修班，派出人员担任技术顾问及支援新建高等学校等方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特别是大西北的开发和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交大师生向更广阔的建设领域进军，是交大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值得大书特书。迁校以来，西安交大本身的建设也有重大的发展。比起迁校初期，学校设置的专业增加了一倍，教师增长了四倍，实验室扩充了22个，图书增加了四倍。迁校后25年的发展，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53年。事实充分说明，西安交大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西安交大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了我国大西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于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交大迁校后25年来的成绩，是与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领导分不开的，是与西安交大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分不开的。1956年，广大教师、干部和工人毅然放弃上海较好的生活、工作条件，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来到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西北。这是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许多同志二十五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他们虽曾遭受“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仍坚贞不屈、正气凛然，坚守岗位，顽强战斗。这种以革命利益为重，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同志，是受到人民尊重的。在这里，我想应当向年逾八旬的钟兆琳老教授表示敬意！他是我国知名的电机专家，在交通大学任教50多年，在西安交大迁校之初，他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最近他在重病之后，仍毅然回到西安，继续与全校师生员工一同艰苦奋斗。这种热爱祖国教育事业，以校为家的精神，不但使西安交大的同志，而且使全国教育界，都深为钦佩！

我们对的老校长彭康同志十分怀念。他是我国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解放初期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国务院决定迁校后，他主动要求到西北来。十四年如一日，他为擘划和建设呕心沥血。他曾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可惜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而去世。现在当我们漫步西安交大整洁美丽的校园、看到西安交大巍峨的校舍和蓬勃发展的景象，就不禁要联想到彭康同志带领全校同志创业的艰巨。彭康同志忠诚和热爱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高尚品德和他在西安交大留下的光辉业绩，值得西安交大同志和全国教育工作者纪念和学习。

同其他高等学校一样，西安交大多年来经过全体师生员工的辛勤劳动，大学本科质量不断提高，曾经达到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我国高等学校向社会输送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应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获得了大面积丰收的，这一点，是旧中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在我国几百万大学生毕业生中，肯定蕴藏着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只要有一试身手的机会，就会脱颖而出，崭露头角。西安交大50年代的毕业生，孟庆集和杨延篪两同志，难道不就是大家公认的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吗？孟庆集同志以他自己的学识，在国际谈判中为祖国争取了荣誉，保护了国家的权益，博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赞佩。杨延篪同志不图安逸生活的享受，谢绝了香港亲友的劝说和挽留，坚决返回母校，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艰苦奋斗，并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业务上有深湛的造诣，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人才，是又红又专的新一代。事实上无论在西安交大，或在全国其他许多大学，都有大批像孟庆集、杨延篪同志这样的优秀人才。

没有疑问，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弊端，也犯过严重的“左”的错误，我们必须积极地稳步地进行整顿和改革。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必须明确肯定，不能动摇，不能丧失民族自信心。只要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和学校的实际条件出发，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发扬成绩，改正和克服缺点、错误，吸取前人和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经过一段努力，我们就可以不断提高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逐步做到主要依靠本国所培养的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出色地担当起四化建设的任务。我们要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绝不能忘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前提，这是首要的和决定一切的因素。

最后，让我祝愿西安交大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把学校办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扎根西北，办好社会主义的，为祖国培养出更多的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蒋南翔时任教育部部长。此系蒋南翔部长1981年4月9日出席西安交大建校85周年暨迁校25周年大会时所发表的讲话。原载西安交大报第74期，198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