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西迁历时四年之久，由于是中央部署，又涉及到地方和许多部委，因此受到上海、西安两地领导、中央各部委乃至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总理研究和处理交大迁校问题的前后经过，《周恩来年谱》及学校历史档案均有记载。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收到高等教育部上报中央的《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其中涉及到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周总理亲自审阅报告。

1956年7月初，国务院并高教部就交大迁校问题进行了一次复议。总理提出在上海“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

1957年5月23日至25日，周恩来总理连续3天就交大迁校问题听取各方面意见。

5月28日，周总理下午听取彭康等汇报后，晚上又邀请赴京交大教师座谈，从傍晚7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2时。

5月29日，周总理审阅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书面汇报，随后又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多个部委、陕西省与西安市、上海市的意见，以及与交大迁校相关联的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等的意见。

1957年6月4日，周总理先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彭康、苏庄等谈话，接着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会上，周总理循循善诱地引导与会同志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认真对待发生的问题。他表示，交大迁校问题到了国务院这一级，是一个典型问题。在说到为什么会有交大内迁及迁移发生的问题时，他指出，看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形势和历史发展。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必要的。1956年，从十大关系、新形势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大支援一部分。但是，交通大学在西安已招收了2200名新生，西安校舍已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造船学院也分出来了，现在是“骑虎难下”。这些困难是由国内外、校内外许多原因造成的，影响很大。但我们不能从哪里来还回到那里去，不能否定一切，不能否定院系调整的正确方针。交通大学迁校的问题如何解决？周总理明确指出，着眼点还是要根据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在讲明大道理的同时，周总理特别强调对迁校工作应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而且，将来是“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交代的”。为此，总理曾提出了两种设想和三种实施方案，是全迁西安，还是搬回上海，抑或折中，都由交大师生员工自己讨论、做出选择，报送高教部批准。周总理还特别指定由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赴上海，副部长刘皑风到西安向交大师生传达、讲清楚，与大家一起讨论解决交大迁校问题。

《交通大学西迁：使命、抉择与挑战》一书中这样描述：“无论社会上还是交大校内，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交通大学的西迁是周总理亲自指挥的。而以当时事实看，千真万确，身为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总理对交大倍加爱护和关怀，曾为交大成功西迁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所做的大量工作甚至超出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亲自指挥’。交大由于西迁而成为总理关心程度最高、注入感情最多的一所大学，他关于解决交大西迁问题的正确主张和具体处理方案，以及他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主作风、求实态度，交大每名师生员工都感同身受。在当时人们就评价说：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正确解决，堪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典型范例。”

的确，总理对交通大学及其西迁的关心关怀如温煦春风，一直激励着交大人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他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和光辉人格，已深深印刻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作者：史瑞琼